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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衡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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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军合同诈骗案
发表时间:201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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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类型:律师诉讼案例

业务类别:刑事

法院判决时间:20140922

法院名称:稷山县人民法院

代理律师姓名:刘卫东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 刘卫东

审稿:刘卫东

检索主题词:刘卫东 刑事

二、案例正文采集

邓军合同诈骗案

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 刘卫东

【案情简介】

晋稷检刑诉字(2013)第85号《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指控:邓军为了谋求湖北关公坊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关公坊”商标,找到山西关公酒业,向王文东称其公司持有“关公家宴”、“关公财”、“关公义”三枚商标,将关公品牌做大做强为由,将这三枚商标及技术等作为无形资产作价100万元、再投入800万元资金,而山西关公酒业则将“关公牌”商标作为无形资产作价100万元投入,双方签订合资合同成立合资公司,邓军在签订合资合同后,将“关公牌”商标过户到宜昌关公公司,没有组织生产团队,没有为公司办理任何生产经营手续,没有做任何生产经营投入,而是以宜昌关公公司名义申请注册“关公坊”和“关公神”等18枚关公系列商标,并将相关商标许可给关公坊公司使用,且未收取任何费用。检察机关指控邓军犯合同诈骗罪,辩护人接受委托后为其做无罪辩护。

【代理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接受邓军的委托,指派刘卫东律师担任邓军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通过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辩护人认为邓军无罪,理由如下:

一、晋稷检刑诉字(2013)第85号《起诉书》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一)晋稷检刑诉字(2013)第85号《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指控:邓军为了谋求湖北关公坊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关公坊”商标,找到山西关公酒业,向王文东称其公司持有“关公家宴”、“关公财”、“关公义”三枚商标,将关公品牌做大做强为由,将这三枚商标及技术等作为无形资产作价100万元、再投入800万元资金,而山西关公酒业则将“关公牌”商标作为无形资产作价100万元投入,双方签订合资合同成立合资公司,上述指控与事实不符。2003年邓军在找王文东商谈合作时,邓军所在公司宜昌市关公坊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关公坊)已实际使用“关公家宴”、“关公财”、“关公义”三枚商标,当阳市轻工局和湖北稻花香集团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中已对三枚商标归属做出约定,只是当时未过户,三枚商标实际持有人为湖北稻花香集团,而非虚构持有上述三枚商标,这一点在邓军的讯问笔录中亦有叙述(见卷宗二第3页、第7页)。在签订合作协议时,王文东等人多次来宜昌,在对宜昌关公坊和湖北稻花香集团进行详细考察后,才决定与其合作,因此签订合作协议是山西关公酒业真实意思表示,未受到任何欺骗(见卷宗二第四页)。

此外,山西关公酒业之所以与宜昌关公坊合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基于稻花香集团和宜昌关公坊“规模很大,销售网络很好”(详见所谓“被害方”王风声证言),而不在于是否宜昌关公坊当时已过户拥有“关公家宴”等三枚商标,因此本案不存在公诉方指控的山西关公公司陷入所谓“认识错误”的事实基础。

(二)《起诉书》指控:邓军在签订合资合同后,将“关公牌”商标过户到宜昌关公公司,没有组织生产团队,没有为公司办理任何生产经营手续,没有做任何生产经营投入,而是以宜昌关公公司名义申请注册“关公坊”和“关公神”等18枚关公系列商标,并将相关商标许可给关公坊公司使用,且未收取任何费用,该指控与事实不符。合资公司自2004年成立,因申请白酒许可证未果,为避免“关公牌”商标因连续三年未使用而被撤销,从而许可宜昌关公坊使用,此举是维护了合资公司的利益,间接保全了山西关公酒业的利益。关公牌商标自归合资公司所有后,合资公司就是商标的所有人,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外授权宜昌关公坊使用,是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合资公司申报“关公坊”商标也是履行双方合作,做大做强关公品牌的举动。“关公坊”商标已是湖北省着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关公系列商标亦从中受益,关公品牌价值逐年增加。山西关公酒业自2004年合资公司成立至2011年双方产生纠纷时为止,每年均在合资公司领取分红(该分红实际就是关公坊公司支付的许可使用费),对于合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式应当知情,但从未提出异议,可以认为其已经认可合资公司授权宜昌关公坊(2006年改名为湖北关公坊)的商标使用,根本谈不上隐瞒山西关公酒业。虽合资公司的部分股东对此存有争议,但此行为涉及的是公司内部经营方式和公司决策管理的问题,并不涉及合同诈骗犯罪。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宜昌关公坊与合资公司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宜昌关公坊的生产经营行为实际就是代为合资公司履行合资协议的行为,山西关公公司以根本不存在的二号租赁库形式每年领取20万元“租赁费”的行为实际就是领取保底分红的行为。长达近10年的合作过程中,邓军自始至终无任何非法占有的目的与行为。

(三)湖北稻花香集团起诉湖北关公坊及其担保公司即合资公司追索管理费的诉讼,均为民事法律行为。上述两个诉讼都是行使合法权益的行为,并通过开庭审理,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两个诉讼已经法院生效裁决认定,指控邓军合同诈骗缺乏事实基础。

综合本案情况,邓军在申请“关公坊”商标未果的情况下,向山西关公酒业寻求合作,经双方相互考察,深思熟虑,达成了合资合同,成立合资公司,因遇国家调控,合资公司申请白酒许可证未果,为保住“关公牌”商标及系列商标,合资公司将“关公坊”等商标许可关公坊公司使用。合资公司的所作所为保护了山西关公酒业的利益,邓军本人自始至终也没有非法占有“关公牌”商标及系列商标的意图,更无实施任何非法占有行为。

二、检察机关指控邓军涉嫌合同诈骗罪,指的是针对“关公牌”商标的合同诈骗,该指控不能成立

在本案中,“关公牌”商标经历了两次流转过程:(1)第一次流转发生在2005年2月7日,商标由山西关公酒业转让至合资公司。起因是2004年11月5日,宜昌关公坊、山西关公酒业、湖北稻花香酒业三方签订《宜昌市关公坊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合资公司章程》),合资组建宜昌关公酒业有限公司即“合资公司”;山西关公酒业以“关公牌”商标无形资产折价100万元出资,占股10%。山西关公酒业遂将“关公牌”商标转让至合资公司名下,以完成对合资公司的出资。《合资公司章程》系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弄虚作假、伪造合同的情况,山西关公酒业转让商标是投资入股的真实意愿表示,并未受到欺骗。(2)第二次流转发生在2012年2月14日,商标经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由合资公司转至湖北稻花香集团。起因是2002年2月20日,湖北稻花香集团与宜昌关公坊(后于2006年4月更名为湖北关公坊)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宜昌关公坊因合作需支付稻花香集团分摊费用2400万元。2007年3月6日,合资公司为湖北关公坊此债务向湖北稻花香集团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2011年8月29日,湖北稻花香集团起诉湖北关公坊及合资公司,请求判令湖北关公坊支付分摊费用及违约金,请求担保人合资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1年11月1日,湖北关公坊、合资公司与湖北稻花香集团经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调解达成(2011)夷民初字第1148号《民事调解书》,合资公司自愿以“关公牌”商标及“关公坊”商标等系列注册商标专用权作价1100万元抵偿湖北关公坊欠湖北稻花香集团的债务,合资公司其他担保责任得以免除。后因合资公司不履行《民事调解书》,经湖北稻花香集团申请,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以(2011)夷执字第524号《执行裁定书》,将担保标的“关公牌”商标强制由合资公司执行转至湖北稻花香集团。

“关公牌”商标的第一次流转即由山西关公酒业转让至合资公司,其所依据的《合资公司章程》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公司及人员没有实施虚构伪造合同的诈骗行为,山西关公酒业自愿转让未受到欺骗,时任宜昌关公坊酒业董事长的邓军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

其一,此次商标流转过程中并不存在虚假合同。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首先要求存在虚假合同,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虚假合同骗取被害人信任的欺骗行为。在本案中,山西关公酒业、宜昌关公坊、湖北稻花香酒业签订的《合资公司章程》系合同各方真实表示,在合同签订之前和签订之时,山西关公酒业对合同内容、条款进行了细致审查,对合同内容充分知悉。山西关公酒业以“关公牌”商标投资入股,在《合资公司章程》中已作明文规定,是其加入合资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自愿行为。在签订合同之时,山西关公酒业对其将以“关公牌”商标投资入股,之后会将该商标将会转让给合资公司、本公司不再享有商标权的合同内容及法律后果清楚知悉,其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一致,没有认识错误,并不存在因受欺骗而转让商标权的情形。宜昌关公坊、湖北稻花香酒业及相关人员签订《合资公司章程》时并未弄虚作假,没有实施诈骗行为。

其二,《合资公司章程》在签订之后也得到了实际履行,各方切实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不存在诈骗行为。合资公司因此得以成立,并通过授权湖北关公坊使用商标的方式,生产出“关公”系列白酒。在之后合资公司的运营中,除继续拥有“关公牌”商标之外,还新申请“关公坊”商标,并使其成为湖北省着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合资公司也依约向山西关公酒业支付了每年20万元的保底分红。在2012年争议发生之前,合资公司一直所有“关公牌”商标,未使其发生转移。

此外合资公司在经营中将“关公牌”商标有偿授权给湖北关公坊使用,属于合资公司内部对商标的使用管理问题,作为合资公司股东的山西关公酒业现今对此提出争议,属于民商事纠纷应依民商法加以解决,根本不存在合同诈骗犯罪的问题

在本案中,合资公司在成立之后因申请白酒生产许可证未果,而决定将“关公牌”商标授权给湖北关公坊使用,生产销售“关公”系列白酒,合资公司收取授权使用费用。山西关公酒业认为,合资公司的此授权行为会使其分红利润数额受到限制,因此向山西省稷山县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商标许可使用协议无效,并据此认为涉案公司及人员涉嫌合同诈骗。辩护人认为,作为商标所有权人的合资公司享有对商标进行处置的合法权利,授权其它公司使用并不违法。虽合资公司的部分股东对此存有争议,但此行为涉及的是公司内部经营方式和公司决策管理的问题,并不涉及合同诈骗犯罪。

其一,“关公牌”商标转归合资公司所有之后,合资公司即是商标所有权人,具有对其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外出租、出借,授权其它公司有偿或无偿使用,都是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权利。无论是由本公司自主使用商标进行生产经营,还是授权或者委托它公司进行生产经营,公司都可自由决定,系正常的、合法的经营方式,与犯罪毫无关系。在本案中作为“关公牌”商标所有权人的合资公司,授权其它公司使用其商标,系合资公司的公司经营行为,对外合法有效,并无违法之处。

其二,自2004年合资公司成立至2011年产生纠纷时为此,在此期间山西关公酒业每年均向合资公司领取分红,对于合资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经营方式也予以知情,对于合资公司于2006年授权湖北关公坊使用“关公牌”商标也应当知情,但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可认为其已经默许合资公司授权其他公司使用商标。山西关公酒业知情而仍然领取分红,其并未因此而受到欺骗。

其三,现山西关公酒业主张合资公司将“关公牌”商标授权给湖北关公坊使用的行为无效,其是以合资公司股东的身份对合资公司的管理决策提出异议,该异议的性质系股东之间对于公司财产使用管理的争议,应当按照民商法和公司法的规定加以解决,此系民商事纠纷,与犯罪无关。此外,因《合资合同》、《协议书》曾规定合资公司不得处置或对外授权使用“关公牌”商标,而《合资公司章程》未作出此项规定,故该争议还涉及《合资合同》、《协议书》、《合资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问题。对此,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2011)夷民初字第103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333号《民事判决书》已予以判决确认。如山西关公酒业仍存争议,理应通过协商或进一步的民事诉讼解决。此亦属民商事纠纷,而与犯罪无关。

再次,宜昌关公坊、湖北稻花香酒业与山西关公酒业签订、履行合同之时,主观上并不存在非法占有山西关公酒业商标及其它财产的目的

宜昌关公坊、湖北稻花香酒业与山西关公酒业签订《合资公司章程》,是为了生产“关公”系列商标品牌白酒、合作共赢。宜昌关公坊、湖北稻花香酒业、合资公司及涉案人员,此外还包括山西关公酒业,在签订、履行合同时,确有将“关公牌”商标权转归合资公司所有的意图,但此种转移占有意图是通过无形资产入股的方式合法的转移占有,而非通过虚假合同进行诈骗的方式非法的转移占有。将商标转归合资公司占有,是合资合同以及合作经营之必要内容。对于“关公牌”商标,涉案单位与人员主观上只有合法占有的目的,而不具有合同诈骗罪意义上非法占有目的。

并且,在“关公牌”商标转归合资公司所有之后,作为合资公司股东的山西关公酒业,仍可按照《合资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公司管理制度以股东的身份,对商标的使用、处置和实施监管,与其它股东共同管理、控制。商标所有权并未转移给其他股东、个人所有,客观上也未被非法占有。

可见,在“关公牌”商标的第一次流转即由山西关公酒业转让至合资公司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虚假合同,也不存在诈骗行为。尽管合资公司各股东对于合资公司对于商标的管理使用、在签订《合资公司章程》之前签订的《合资合同》、《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上存在争议,但这些争议纯粹属于民商事纠纷,与合同诈骗犯罪无关。认为宜昌关公坊、湖北稻花香酒业借签订合同为名骗取山西关公酒业转移“关公牌”商标的假设,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涉案单位及人员实施的是正常的、合法的、正当的合同行为、经济商事行为、公司经营活动,与犯罪没有关联。时任宜昌关公坊酒业的董事长的邓军,也不成立合同诈骗罪。

对于“关公牌”商标的第二次流转即由法院强制执行由合资公司转至稻花香集团,已有法院生效裁决认定流转过程真实合法,指控合同诈骗缺乏事实依据;并且,合同各方签订履行合同之时均知情事实真相、平等自愿,并未受到欺骗,合同所涉处置商标的内容并未侵害山西关公酒业的财产所有权,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任湖北稻花香集团副董事长的邓军同样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性质属民商事经济纠纷,不能以犯罪论处。

三、邓军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结合全案卷宗,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邓军有将“关公牌”商标据为己有的意图,案发时邓军也非“关公牌”商标实际拥有者。辩护人在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时,侦查机关领导亦认可起码邓军在合资初期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结合前述分析,邓军在合资过程中也无犯罪故意。因此,既然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当然就谈不上构成犯罪。

检察机关指控邓军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本案中山西关公酒业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如前所述,山西关公酒业自愿将商标作价100万元投入合资公司,之后发生的纠纷均是合资公司股东之间的争议和合资公司与相关公司之间的争议,山西关公酒业已成为本案中的“案外人”,而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既无被害人,何来诈骗犯罪?

、《起诉书》指挥邓军涉嫌合同诈骗罪,但邓军并没有实际获利,相反,案发前“被害人”获利已超过商标投入合资公司时的价值,故犯罪指控不能成立

诈骗犯罪是财产型犯罪,本案中被告人邓军并无实际获利;相反,案发前所谓的“被害人”山西关公公司在合资公司及宜昌关公坊公司亏损巨大的前提下已获取了140万元保底分红,相对于山西关公公司投入合资公司时商标价值100万元,已超过了其财产价值。以140万元的代价去“骗取”“被害人”100万元的财产,这样的诈骗不仅于法无据,也于理不通!

综上,山西关公酒业、稻花香酒业、宜昌关公坊签订的《合资公司》系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在合同签订之前和签订之时,山西关公酒业对合同内容、条款进行了细致审查,对合同内容充分知悉。山西关公酒业以“关公牌”商标投资入股,在《合资合同》中已作明文规定,是其加入合资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自愿行为。在签订合同之时,山西关公酒业对其将以“关公牌”商标投资入股,之后会将该商标将会转让给合资公司、本公司不再享有商标权的合同内容及法律后果清楚知悉,其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一致,没有认识错误,并不存在因受欺骗而转让商标权的情形。邓军在签订《合资合同》时并未弄虚作假,没有实施诈骗行为。邓军没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行为,邓军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签订之后的第二次流转也是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存在合同诈骗情形,因此,本案性质属于民商事经济纠纷,邓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辩护人: 刘卫东   张雄兵

          0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判决结果】

免予刑事处罚。

【裁判文书】

2013)稷刑一初字94号

【案评析】

该案辩护人从侦查阶段介入,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一起虽然涉案金额巨大(合同总标的超亿元),但仍是普通经济纠纷的案件,侦查、检察机关均没采纳辩护人意见,最终进入一审法院,被告人被判免于刑事处罚,算是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

【结语和建议】

如何正确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司法机关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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